作為零售行業的毒瘤，世界各國雖然都加大了對造假售假的打擊力度，但造假售假的事實卻從未真正停止過。如是，我們是不能夠將造假的猖獗歸類于某平臺亦或某政府的責任的。這顯然是低估了造假團伙的能量，原因也很簡單，單一平臺或模式是不可能為造假提供其必須的生態的。
2016年5月9日，廣州市白云區鐘落潭鎮一家沒有標牌的廠區內，廣州警方和迪拜警方的聯手，加上阿里巴巴打假團隊的支援，查獲了一個假LV生產窩點。根據相關媒體披露，此案件與以往單純的造假并不一樣：有團伙專門生產皮料；有團伙采購假冒皮料后生產加工為成品，遠銷迪拜，同時在網上銷售，并一個皮具商貿城附近的酒店房間里展示樣品，據說只有老顧客才能體驗，以團伙分工協作，構成了從生產、銷售、倉儲、物流到出口的完整鏈條。
而輿論關于打假也多有不滿聲音，關于假貨越打越多的討論也甚囂塵上，但對比以上案例有非常清楚看到，當今造假已成為產業鏈，常規的只打銷售或制造的一環或多環的打假形式，是很難從根本上杜絕假貨的。
打擊假貨面臨的三大嚴峻問題
如前文所言，雖然世界各國和一線品牌都將大量精力和財力投入到打假工作中，但目前看來，收效甚微，其根本原因在于當前的打假的方法嚴重滯后于造假售假的手段。
以此次三方(廣州和迪拜警方，阿里巴巴)打擊LV造假團伙為例，當今跨境造假已經基本呈現出以下三大趨勢：1.全球化2.隱蔽化；3.高科技。
通過全球貿易物流來躲避一國的監管，亦可通過產業鏈的全球化提高造假的偵查難度，須知不同國家不同機構數據無法完全銜接，使得純粹依靠政府是難以實現對假貨產業鏈的不間斷的監管。
而隨著對假貨打擊力度的加大，又使得造假團伙必須要不斷“優化”其具體行為，以更為隱蔽的手段來規避打擊。以此次LV造假事件為例，其將生產基地設在沒任何標志的廠區內，而在銷售階段，除將假貨發往迪拜進行跨境售假之外，其在國內的售假亦設進行老顧客的”VIP”服務。而當隱蔽化造假成為常態，必然會造成警方或者相關執法部門在偵查案件時苦于尋找相關線索，偵破難度提高。
而至于高科技造假亦十分容易理解，一方面隨著造假技術含量的提升，假貨的辨識度在不斷減弱，提高執法者的偵破難度；而另一方面又通過線上電商平臺售假，通過電商的平臺的分發極大的增強了假貨的輻射面，假貨的危害面進一步加大。
在此三大嚴峻問題的挑戰之下，如若我們繼續延續以往的單一依靠政府或機構，而忽視對整個產業鏈的全方位監控打假，必然會出現“假貨越打越多”的奇葩現象。
新時代打假的三大趨勢
此次LV打假與常態打假最大的不同在于，阿里巴巴作為支援方為迪拜和廣州警方提供支援，以提高打假的精準度和及時性。
在這個造假能力不斷提升的時代，如果要實現打假效率最大化必須要滿足以下三大趨勢：1.權利人共建；2.大數據；3.跨國合作。
2016年4月，阿里巴巴發布《2015年阿里巴巴知識產權保護年報》，其中透露，阿里正在開發一套“權利人共建系統”，預計2016年第三季度上線，屆時參與共建的品牌權利人可以“一鍵投訴”，并獲取清晰可見的投訴數據，維權效果一目了然。其根本目的在于加大品牌權利人的打假主動性和參與性，將打假行動前置于線索發現之時，避免更大侵權行為的發生。
而作為全球最大的電商銷售平臺，阿里全年GMV已經突破了三萬億，這自然意味著阿里每時每刻將要產生數以億計的銷售和物流流通數據，在大數據的建模和分析之下，可從數據層面發現疑似假貨產品的走向和流通路線，為職能部門提供更精準情報。此次LV打假，雙方警察之所以能夠準確找到造假窩點，并深挖背后的一連串售假產業鏈，這與阿里的大數據是分不開的。換言之，只有深刻發揮大數據的功效，前文所講的造假和售假的各種隱蔽性做法才能得到根本性解決，原因很簡單，手段再隱蔽其也會產生交易和流通數據，一切盡在監管之下。
當造假售假已經實現跨境作案之時，跨境多國聯合執法便成為必然選擇，而在此鐵哥建議政府有關機構能夠以大數據為指導，聯合多國力量，以真正雷霆之勢真正鏟除假貨的生存土壤。
面對假貨我們不應該只是指責單一的銷售平臺，換言之，當整個零售商業體系具備假貨的生存土壤之時，電商或其他渠道的售假只是表象而已。我們若要杜絕假貨，就必然要正視電商在整個零售體系中的地位，通過電商的大數據以及協同式的手段，以此鏟除假貨生存的整個產業鏈。
如若沒有阿里巴巴聯合兩地警察打假，整個案件的偵破效率勢必降低。打假，怎能缺失電商呢？(來源：樂發網http://m.goodd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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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源： 電商打假面臨的三大挑戰和趨勢
